信访部门本身已成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场所

2018-08-18 07:39

由于当时中国的司法体制非常不健全、不完善,建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让它充当“社会安全阀”,化解社会矛盾,以补法治之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信访制度只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而且它所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传统中国落后的“清官情结”、“人治思维”以及孟子“民本”思想的现代变体,与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及多元化,信访制度已远远不足以承担该制度的设计者当初赋予它的社会功能。甚至,信访部门本身已成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访已经成了一个阻碍——也许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制度性力量。

从沈阳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杨开来及沈阳大学政法学院唐淑凤院长的解说中可以见出,该大学对于全国“首创”的“信访专业”非常自豪,而且声称要培养出“具有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信访人才”。然而,宕子却不能不说,这是一起使中国的大学界与法学界蒙羞的事件,如果其他大学群起而效尤,争相迎合政府的“需求”,这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进程而言,无疑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倒退。

法学专家们曾列举了信访制度掩盖社会矛盾、利用行政力量干扰司法独立、误导民众、增加了巨大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数条罪状。事实上,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截访与闹访事件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孙东东教授抛出的“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 %以上精神有问题的“高论”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信访制度所固有的弊端。沈阳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杨开来所说的“从目前信访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来看,信访工作需要专业人才”,实际上也暗示了信访部门现在问题丛生,危机四伏;不过,他却将之归因于“专业人才”的缺乏,其实,问题却在于这种制度本身已是穷途末路,到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为它注入再多的新生血液,至多不过是让它苟延残喘罢了。

据杨开来说,信访工作现在工作重心已从接待、转信向“事要解决”上转变。对于信访制度,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徐瑄教授曾指出,“领导心一软,强压法院跳出程序按照行政指令走,法律的硬度就软了;如果法律变软了,民众的整体利益就会被牺牲掉。这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信访部门拿什么来落实“事要解决”呢?无非也就是徐瑄教授所说的,以行政权力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的法宝罢了——如果信访工作真的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转变”,那简直就是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大灾难,而沈阳大学开设“信访专业”,无疑就是在使这一灾难合理化和合法化,并为之推波助澜。

今年高考招生,沈阳大学多出了一个全新的专业:信访。但更为标准的称呼应为法学专业信访方向。这个专业设置在沈阳大学政法学院,将面向全国招生35人。(6月4日《重庆晨报》)

不可否认,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信访制度对于维护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做出了不菲的贡献。然而,这并不等于信访制度现在还能适应或推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也不能成为大学开设“信访专业”的合理化基础。

在此,不为国家,也不为民族的利益,仅仅只为了一己的私利——使自己免于来自国家或政府的不合理的任意规则的支配和制约,宕子也要学一学余秋雨大师,郑重其事地“含泪劝告”沈阳大学的诸位英明的领导同志:请放过我吧!请收回你们开设“正确叫法应该是‘法学专业——培养方向信访’”的“信访专业”之成命!

虽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沈阳大学开设“信访专业”,是因为政府有修补和改良这一落后的制度的运行状况的需求,在此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但是,作为向社会输送知识精英的大学,却应该有其自身独立的人文追求与精神追求——它不仅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应该培养他们改变与改良社会现状的能力。作为大学的法学院,作为培养国人的法治精神并为推动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提供智力支持的摇篮,却在某种功利性动机的驱使下,竟然为一个落后衰败、苟延残喘的人治制度专门开设一个专业,更有甚者,其学校领导还因其“首创”引以为荣——这是何等地短视,何等地堕落,又是何等绝妙的讽刺呀!